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为了获取中央的情报，进奏院获得了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的职能。从唐宪宗时开始，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赶路，到了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

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的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宋代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他们的主要经费是皇帝划拨的，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的费用。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给地方官观看，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时政类报纸。由于邸报印得太多太滥，甚至出现宫中私人生活泄露的情况，有进奏官因此受到处罚。

而进奏院也成为唐宋两代地方官员与京官和京城名士的社交场合，宋代就出现过以惩治**为名，打击在进奏院内集会的士人的情况。由于在进奏院里激烈地议论朝政，公元1044年，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馆阁同僚被北宋朝廷的官员盯上了。苏等人把进奏院日积月累的废纸出售，建立了一个 “小金库”，用“鬻故纸公钱”召妓饮酒，结果受到严厉查处，《宋史》卷422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进奏院在元代被废止，但地方官员进京为各种事项活动的历史在明清两代从未结束过。

近代以来，地方政府驻京机构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由于现代人口的激增，一些市、县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超过了古代一个省的实力，因此这些地方为了自身发展，也积极在京建立驻京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与各省之间需要形成一种密切的联络机制，商讨建设立项，审批计划调拨物资的事宜，而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地方党政领导又不能天天在京城待命，为了保持与中央的随时联络，需要一个派驻京城的办事机构，负责文件传送，沟通上下。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内蒙驻京办就是带着这种使命设立的。

同时，当时中国刚刚解放，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而具有民间团体性质的会馆，有些成为敌特势力潜伏的场所。1950年代后期，很多会馆的财产都遭到了没收或收购充公，取而代之的是各省区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和地市县驻京联络处。一份历史资料显示，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

然而，驻京办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大动乱期间，这些机构全部被撤散。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恢复了各省市自治区办事处，并增设了计划单列市、大型国营工矿企业、建设兵团办事处及地市县联络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渐渐进入了繁荣期。

80年代末期，各省市纷纷设立驻京办有深刻的体制背景，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财政体制。中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中央特别是各部委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和审批上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源，纷纷设立驻京联络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京城，除54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驻京办是当地政府驻京城的办事机构，属于政府派出机构。通常驻京办级别是低设高配，驻京办负责人一般是政府行政长官助理，或是商务部门、发改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是发展对外联络、招商引资、向国家部门的争资跑项活动以及当地官员来访的公务接待。

驻京办和驻明珠等地办事处不同，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任务，即截访。近些年来，地方民众常因地方政府部门不能解决的事情进京上访，一是有可能损害了地方政府部门形象，二是有可能暴光社会的一些黑幕。地方政府视为大忌，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设驻京办的原因之一。

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驻京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驻京办暴露的问题堪忧，比如非正常支出庞大，一个县级驻京办一年接待开销会达数百万，相当于一个数万人口乡镇的全部财政收入；地方争资争项形成围困中央之势，负面影响很大，不利于国家部门资源资金的公正分配，并严重腐蚀了一些国家部门官员。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因此不得不下令限期撤销不合法的驻京办。

当然，这是后话，在1997年的现在，距离中央清理驻京办的时间还为时尚早。(未完待续。。)